体育公益从萌芽到欣欣向荣 与国家民族发展同频共振9月17日，第十一届姚基金慈善赛落下帷幕，各方反响热烈；9月23日，第十九届杭州亚运会正式开幕，开幕式惊艳海内外；10月28日，第四届杭州亚残运会顺利闭幕，残健共融同赴未来。媒体的朋友说：作为一个体育公益的从业者，你应该写一篇文章，来谈谈慈善力量对于体育和重大赛事的作用。
这两日读到刘长春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史料，又回想起1990年北京亚运会“全国捐款办亚运”的盛举时，突然给了我莫大勇气，支持我斗胆提笔来写一篇小文谈谈这个话题。
据资料记载，1931年，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势力想通过参加奥运会的方式促使国际社会对所谓的伪“满洲国”存在的认可，就千方百计、软硬兼施逼迫刘长春代表他们出战奥运会，被刘长春义正言辞拒绝，并且专门登报发出声明，发誓 “绝不忘掉中国而为傀儡伪国做马牛”。然而国民政府也以准备不充分为由，准备放弃参加本届奥运会。在张伯苓等众多爱国仁人志士的多方奔走下，才为刘长春以及当时就读于冯庸大学的中长跑名将于希渭报了名。然而，国民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毫不作为，尽管刘长春们报上了名，但是在９１年前苦难动荡的中国，想要让代表团横跨半个地球到美国参加奥运会谈何容易，连基本的“盘缠”都很难落实，更何况其他参赛需要的支持了。1932年7月1日，在东北大学毕业典礼上，身兼校长之职的张学良宣布：“为粉碎日伪阴谋，扬我民族之精神，本司令定捐赠八千银元特派应届毕业生刘长春和于希渭为运动员、宋君复教授为教练，代表中国出席第十届奥运会。”这八千银元，大抵是中国近代体育事业发展史上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赠和赞助了，放在如今的体育赛事赞助行业规则来看，张学良这笔捐赠足以成为“LOC(本地奥林匹克委员会)”最大的赞助商，那主席台、背景板、LED广告机等各种品牌权益露出和礼遇应该是在绝对位列TOP级赞助商行列了。
因为舟车劳顿，刘长春并没有在1932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取得太理想的成绩，但是比争金夺银更重要的是，他们几位瘦弱而坚定的身影，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个羸弱多病的国家，在人民的心底所蕴藏着的坚贞不屈的精神。
时间快进到52年之后，在1984年，中国体育史上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来自中国的运动员射击以566环的成绩首次夺得中国奥运首金,他是来自福建的许海峰， 他的夺冠是中国奥运史上金牌的零的突破；二是在这一年，中国成功申办了1990年北京亚运会，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举办重大国际级综合性赛事。
1990年的中国，人均GDP只有348美元，甚至比我们邻国印度还要低，同时还面临着国际变化、外部环境复杂、经济社会建设正在要紧吃劲的压力，在总预算超21亿但中央只能拨出8.5亿的局面下，我们的赛事组织者想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请全国人民捐款支持办亚运会。据说第一个捐赠的是年仅12岁的小学生颜海霞，1987年，还在江苏省建湖县湖中小学读书的颜海霞，喜欢读报的她在报纸上看到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张百发发出的号召全国人民为亚运会捐款时，年幼的小海霞毫不迟疑把自己1.6元压岁钱捐了出来，并且意外的成为了第一个捐款人。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差不多到1990年前后，我作小学老师的母亲大概一两个月才会给我和弟弟每人2毛钱，我们会在门口卖“糖麻叶”的老爷爷那儿买一个，拆成2股，一人吃一半，那简直就和过年一样兴奋。所以在1987年那个时候，能拿出1块6毛钱捐赠一个从来没听过的名字的体育赛事，充分说明这位颜海霞是多么的前瞻和勇敢---事后也证明，赛事举办方对这些捐赠人、赞助者不是“转脸不认人”的，1990年，亚组委邀请她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亚运会开幕式。也是基于这样的机缘，她被江苏省队发现，带她走上了赛艇运动员的道路，后来因为伤病原因，没有走完职业体育的道路，1994年毕业之后，她成为了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因为热爱，所以给予；因为给予，所以收获。
当然，除了像颜海霞（听说许海峰也为当年的亚运会捐了款，金额不详，但是最重要的是他把首金的金牌捐赠给了国家博物馆）数以千万计的普通群众外，爱国企业家、慈善家对这届亚运会的贡献也特别重要，香港爱国实业家、慈善家为北京亚运会捐款1亿元，修建了奥体中心英东游泳馆，让北京拿出了最好的条件迎接全世界的运动员和来宾――而英东游泳馆，迄今还矗立在北京市北四环的路边，依然发挥着其大型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的作用。
时间快进33年，我们来到了第19届杭州亚运会。据公开媒体报道，此次杭州亚运会在比赛及场馆建设的总投入是总投资101.9亿元，但是仅市场开发收入就已经超过了46亿元----当我看到了官方公布的将近大半屏幕的赞助商LOGO，不禁感慨咋舌：国内外品牌对于赛事赞助和体育营销的热情，已经和33年前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品牌借助重大赛事的曝光，对品牌身份提升已经成为企业界、企业家们的普遍共识，在重大赛事的市场开发里，甚至存在着同一类别企业的各种“明争暗斗”抢着赞助商身份的事情，早在33年前，谁能想到主动拿钱赞助还需要竞争啊！
现代商业和职业体育赛事，按照商业逻辑和市场规律，通过赞助、门票、出售转播权、衍生品开发等方式，把媒体、赞助商、观众紧密结合起来。举办城市希望通过举办大型赛事彰显城市魅力，并借赛事的重大影响促进城市的基础建设更新换代，所以类似亚运会这样的国际级别的赛事，城市在整体投资、基础建设方面的支出应该是赛事和场馆建设预算的10倍以上，由此可见重大赛事对于促进投资、拉动消费、塑造城市品牌的重要意义。
9月17日晚，由姚基金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共同主办的第十一届姚基金慈善赛在澳门银河综艺馆落下帷幕，国际篮球明星队以147：144险胜中国篮球明星队，比赛的结果并不重要，慈善性质的比赛除了比赛精彩激烈程度外，更注重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按照相关媒体的说法，姚基金慈善赛也成为了“唯一在港澳台都举办过的体育IP”，甚至谬赞“在这方面已经领先于中超、CBA”。赛后我在球员通道接受澳门本地媒体的采访，没想到对方抛出的问题是“这届慈善赛在澳门举办对于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有什么作用” ――我们一直的口径是“希望慈善赛能给本地市民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篮球赛事，同时能够为中国乡村地区的学校体育事业募集善款，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谁曾想到，我们会上升到助力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高度呢？
事后回想过去这十几年中，“姚基金慈善赛”确实对于举办城市的重大议题进行了响应与支持，比如2016年福州的慈善赛，配合福州打响“有福之州”的城市名片，那年的主题也确定为“有福之州，YAO少年强”；2017年，香港特区政府邀请姚基金慈善赛落户香港，把比赛列为“香港回归20周年重大体育活动”；2019年，南宁市承接慈善赛，明确把这届比赛定位为“展示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舞台；2020年，武汉慈善赛，更是成为“助力武汉重启，致敬抗疫精神”的重要事件，我清楚记得在开协调会时，武汉某位领导说：“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样一场公开售票的大型比赛告诉全世界――武汉是安全的！”至今回想起来，仍觉得激动不已，豪情满怀。
和33年前的北京亚运会不同的是，我们国家再次举办这样的大型的体育盛会时，不再需要全国人民掏腰包你十块我五块的来“凑份子”了，通过政府投入、市场开发、群众观赛消费，就能够举办一场绚烂夺目的国际体育盛会了。在此过程中，赛事的赞助商还积极利用赛会资源，帮助相对落后的乡村青少年圆体育梦――比如姚基金的战略合作伙伴、杭州亚运会的赞助商东鹏饮料集团，此次亚运会期间就和姚基金携手，组织了四川大凉山州十位热爱体育的青少年于9月24-28日开展杭州亚运会公益行活动，在五天的活动中，他们除了观赛亚运会部分精彩场次的比赛外，还去了杭州本地的富文乡小学访问并和学校的篮球队开展友谊赛，前往亚运会分赛场体验了水上皮划艇项目，并且还参观游览了浙江大学、杭州博物馆、植物园、良渚遗址和西湖，并参与了非遗项目的手工体验，五天的行程是一场“体育+”的全方位体验。这些大山里的孩子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来到热情而发达的大城市，全程充满了好奇与惊喜，他们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刻苦锻炼，未来能够走出大山上大学，毕业后回去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其实早在十年前，姚基金就和CBA联赛一起合作，每年邀请部分乡村学校学生参加CBA全明星周末，与球星们共同享受篮球运动的快乐；２０１９年，姚基金与篮球世界杯组委会合作，在全国选拔了３２支乡村学校３２０名热爱篮球的小学生，分赴全国８个世界杯举办城市作为开场仪式的牵手球童，共同见证６４场比赛的开场仪式；２０２３年，姚基金又从临夏州、凉山州、西海固地区选拔了２４位乡村学校小球员共同参与在菲律宾举行篮球世界杯，再一次踏上了“圆梦之旅”。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从“今天你捐款了吗”成为流行语的“全民捐款办亚运”的时代，已经进步到“办好亚运为全民”的阶段了。这个转变，体现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文化的全面发展，当物质文明实现了满足，对精神文明的追求也同步提升了，中国人对于体育的参与和消费，正是最好的例证。举办亚运会等重大赛事不仅能够带动一个城市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远在大山里的热爱的体育的孩子，也能受荫于像亚运会重大体育赛会价值，近距离欣赏全国、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员在场上的精彩表演，见证“更高、更快、更强”的新记录的诞生，势必会激发他们的热情，鼓励他们树立更加高远的人生理想，敢于筑梦，也敢于追梦。
借助重大赛事的影响力，体育公益已不仅仅辐射到乡村青少年，它的每一缕光线也正在慢慢向社会的各个角落去渗透。今年杭州第四届亚残运会前夕，姚基金携手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浙江理工大学和壹立体育联合发起了一场中阿篮球友谊赛。中方的球员是来自浙江理工大学的体育专业学生，阿方则是一只来自阿富汗的特殊篮球队。他们中的队员有些因战乱原因，有些因脊髓灰质炎等疾病导致了残疾，但在家人与朋友的支持下，这些球员克服了战争、贫穷、失业等困难，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篮球梦想。赛前，阿富汗轮椅篮球队与浙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进行了一对一行进中传球、坐地投球、合作扣篮等练习和展示。随后，中国球员还坐上轮椅，与阿富汗球员互动，体验轮椅篮球运动的困难和挑战。活动后，浙江理工大学男子篮球队队长李拓坦言“不容易”，通过此次体验，对残疾人运动员有了更多的敬意与理解。该队队员也纷纷表示，不仅看到了体育的多样性，更从残疾人运动员身上感受到了自强不息的精神。大家对阿富汗轮椅篮球队的能力和体育天赋感到由衷敬佩。这样的一次友谊赛不仅有助于加深两国人民的友情，同时也能让更多人看到，体育运动的多样性和包容性，关注到体育对于残疾人的价值和激励作用。
回归到公益这个领域，体育公益行业逐步从萌芽起步到欣欣向荣，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十二年前姚基金决定把核心业务转向支持乡村学校体育教育时，很多的人并不理解，一个很重要的例证是最初捐赠市场并不“买单”。十余年来，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也伴随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等重大战略的实施，社会各界对于体育的重要价值的认可度越来越广泛，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特别是２０２０年以来，党和政府持续出台“体教融合”、“新时代学校体育”、“双减”等政策，修订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把学校和青少年体育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尽管经历三年疫情特殊时期，但是过去三年来，姚基金把支持的学校数量从不到５００所增长到２０２３年的近两千所，充分表明体育成为了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体育也逐步成为公益行业重要的议题。我们欣喜的看到亚美体育app，除了包括姚明在内的退役运动员积极投身、支持青少年体育公益事业外，蔡崇信基金会等新成立的公益组织以及部分老牌基金会也把体育公益作为组织的核心、重点业务。与此同时，包括上海马拉松、CBA联赛等商业、职业比赛，都把支持公益事业、社区事务纳入到比赛组织运营的重要内容，为相关的公益议题筹款，并组织运动员亲身参与公益活动。当公益机构的“公益＋体育”遇到了体育领域的“赛事＋公益”时，我相信未来一定会擦出更加光彩绚烂的火花。